最近门诊看到一位69岁男性患者。年上坡行走时胸部不适，休息3-5分钟，症状缓解。走平路无症状。医院住院，在前降支近端狭窄90%处放了一个支架。术后，感到“如获新生”，上坡快走，症状完全消失。医院不少，但无一家做心脏康复。患者坚持服医生开的药。但对如何康复，做好二级预防的细节，医生在出院时未做详细说明。
年，无任何症状，到医院复查。做冠状动脉CT，发现三支冠状动脉都有不同程度狭窄。被收入院，做了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前降支中段狭窄80%，右冠状动脉阶段性狭窄70%，回旋支近段狭窄70%-80%，远段90%。
患者无第一次支架前的胸部症状，入院的心电图和反映心肌损伤的敏感特异指标高敏肌钙蛋白无升高，显然是无症状的稳定性冠心病，没有做造影与支架的适应症。而应做运动心肺或运动心电图评估，落实五大处方，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在已用他汀基础上，联合用依折麦布，把未达标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至目标值以下。
非常遗憾的是目前业内的潜规则，把救治急性心肌梗死和缓解经合理用药和康复后仍存在的心绞痛症状的支架手术适应证，违背证据扩展成预防（不仅不能预防，反而留下隐患）心肌梗死和心脏猝死的“神器”。
医院当然不会例外。告知患者，至少需再放3个支架。医疗信息不对称，患者签了知情同意。术中，患者突然感到一生从未经受过的剧烈胸痛、大汗、濒死感。我查阅了患者复印的出院病历，手术记录中记录有：在前降支放支架中，前降支近端发生血栓，患者有胸痛，加大肝素剂量，加用替罗非班（抗血栓的药物），并注射了吗啡。患者自述后来意识丧失。醒来后，住在重症监护室，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马上感到极度的恐惧，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
经重症监护抢救，病情稳定出院。
第二次手术后，与年第一次支架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常于早上一觉醒来时或凌晨3点钟突然发生剧烈胸痛、大汗、心率加快，血压急剧升高，濒死感。频发时，一天内可有十多次，也有8天至10天一次不犯。多次急诊，心电图正常，血肌钙蛋白不高。医院复查造影，说没问题。但患者的痛苦，医生却说不清，道不明。医院挂专家号，开了地尔硫卓（抗血管痉挛），回家服用，毫无用处。患者又到上海，托人医院的心内科主任（是患者同省的老乡），这位老乡主任判断是小血管病闹的，开了尼可地尔，回家认真服用，症状一点儿都不减轻。
第二次术后还出现了腹胀、食欲明显减退，2个月体重减了12斤，急便。到消化科做了胃肠镜，都未见异常。
单纯生物医学的模式已走入死胡同，同时将患者推进了绝望。
患者从网上看到了“双心医学”信息，才从绝望中终于找到了希望，在绝望中找到了出路与光明。
他接受了没有必要的第二次造影和支架技术。更为不幸的是，在术中发生了冠状动脉内血栓的严重并发症，血栓又发生在主要大血管近端，导致了难以忍受突发的剧烈胸痛，之后是重症监护室的抢救痛苦经历。患者说当他术后醒来发现自己在重症监护抢救时，一个一生极少落泪的汉子，失声痛哭。
术后的胸部与腹部症状，不是两个部位、不同脏器的两种病，而是突发的急性严重医疗痛苦经历导致的焦虑的躯体症状，多次的惊恐（焦虑急性发作）发作。
我与精神科大夫曲姗一起详细与患者和陪来家属及同事解释症状的原因与发生的机制。患者愁眉终于舒展了，紧绷的情绪释然了。
我让患者扫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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