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一教授关于心脏支架的论述_冠状动脉疾病病理

胡大一教授是我国介入治疗的开拓者听听他关于心脏支架的论述：

当我们推广某种药物或者治疗方式时，要看它能不能让患者活得更久、活得更好，譬如近5年来，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我国几乎是%地使用药物支架，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看到的。药物支架有其先进的一面，同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比如会引起血栓。我国的支架数每年递增30%，已经突破万，很快就可能成为除美国以外支架用量最多的国家，而且用的都是最贵的、存在血栓隐患的支架。那么，做了这么多支架后，患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真的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呢？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我们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相比之下，日本、美国、英国都有这方面的数据。美国和英国的资料表明：12%的稳定冠心病患者不需要放支架；38%的患者可做可不做，用药就够了；只有一半的患者确实需要放支架。类似的相关研究是我国的医生应该正视的。

医生做临床决策，首先要尊重患者，考虑到患者的价值取向和对治疗的预期。医院有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有稳定的心绞痛，很多医生都劝他做搭桥或者支架，但他明确表示不愿意做这些，希望接受药物治疗。这位老教授认为自己已经80多岁了，接受支架后长期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万一出血，风险更大。由此可见，在治疗时，医生不能一厢情愿，不能给患者强加“你要不这么做，你就没救”的想法。

首先是问好病史。问好病史既可以了解患者的疾病症状、病史，也是医患沟通的开始。只有问好病史，才能让患者在第一次面对一个生疏的医生时树立信心。

第二步是物理诊断的基本功：望、触、扣、听。听诊器是必须戴的。我们有些介入医生不戴听诊器，有的大学领导甚至公开地讲：听诊器是煤油灯，CT、核磁、冠状动脉造影是日光灯，谁戴听诊器谁就落后黑暗，上来就造影才是光明和先进。这是不符合临床规律的。

第三步是简单易行、价格低廉、诊断意义明确的床旁检查。我特别强调心血管专科医生要看好心电图、X线片，注意血尿便常规检查。这些简单的床旁检查往往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四步是成本高一点、无创或创伤不大的技术，如超声心动图、运动负荷试验。

第五步才是成本高、有创伤的检查手段，如CT、核磁、冠状动脉造影等。现在有些医生忽略基本技能，直奔最贵的创伤性检查，这就完全本末倒置了。根据我的经验，相当多的心血管疾病靠前三步就可以诊断出来，必要时再用第四步，比较少的患者需要用第五步。

（来自网络:胡大一:医学价值体系已出现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