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安8个支架却命悬一线,医生和患者都错

支架手术后，患者完全忽视康复治疗

一位男性患者，今年65岁，患有冠心病史10余年。他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不良生活习惯与疾病的日积月累使身体向他发出通牒。

53岁那年，患者出现了胸闷、胸痛的情况，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冠状动脉严重狭窄。在惶恐不安中他被推进了手术室，进行了心脏支架手术。

手术后，患者的胸痛、胸闷明显改善，一天后就可以下地，三天后就出院。患者心里顿感踏实了不少，心里揣测着：也许，我的病情并没有那么严重。

因此，医院复查，也没进行康复治疗，烟继续抽，吃药看心情，甚至停止服用减少血栓形成的他汀、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药物。

一波三折的病情复发和治疗

未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医院，检查发现心血管有两处严重狭窄。这次，他的心血管中又被放入了两个支架。患者心里懊悔不已，立志要调整好生活，戒烟戒酒、按时服药。

但病情好转出院后，他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坏习惯又回来了。这十年，他在后悔、生病、治疗的怪圈中反反复复，医院植入了8个支架。

今年，患者的心绞痛复发，这次的疼痛比往常更加严重。

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做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前降支近端、右冠状动脉起始部的支架内完全闭塞，左回旋支架内狭窄70%。医生找他和家属谈话，告诉他们病情很复杂，手术未必能够成功。患者如坠冰窖，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日本专家为何也败走“麦城”

正在一家人愁苦时，医院送来了一个好消息又让他们燃起希望。为了保障手术成功率，医院特意请来了日本专家进行这次手术，患者及其家属闻言几乎喜极而泣。

带着生的希望患者又一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试图打通右冠状动脉的闭塞。但经过数小时的“奋斗”，手术失败了。

医院经过研究，第二次手术决定在前降支支架内完全闭塞部位做介入，结果手术非但没有成功，而且造成了左主干远端夹层。

夹层的形成是非常凶险的，患者的心血管变得又薄又脆，很有可能突然破裂。而在身体感官上，夹层导致的疼痛如同心脏被撕裂一般。

为了缓解他身体的疼痛，医生使用了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治疗，通过辅助循环的方式达到改善心功能的目的。但在治疗过程中，他疼痛难忍，48小时后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治疗被终止。

夹层风险未去又出现急性衰竭

这时，另一个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支架介入手术时，过度使用对比剂，他出现了对比剂肾病，急性肾衰竭。肌酐从正常上限飙升至以上，尿少，引发急性心力衰竭。

患者的这场病简直如同在鬼门关中走了一遭！

这十余年期间，患者被动治疗，医院和医生不规范、过度的治疗，最终使疾病的治疗“败走麦城”，把一个本来还有希望的患者逼上了绝境。

我的分析：患者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支架只是对症的姑息疗法，治标不治本

同一患者血管内支架最好不超过3个。支架多，风险反而也越大。放3个支架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严重冠心病患者完全可以通过心脏搭桥手术来解决问题。

搭桥术与支架术的选择上要对症决定

支架手术创伤小易操作，医院都可以做；搭桥手术创伤大，操作难度大，大医院才能开展，因此，无医院，都愿意进行支架手术。但在搭桥与支架的选择上还是要对症决定治疗手段，当冠状动脉血管存在严重狭窄或闭塞的情况下就应及时考虑心脏搭桥手术。

这个病例本应是冠状动脉搭桥术的明确适应症，但遗憾的是，医院的医生过度“崇拜”支架，不顾医疗安全，在患者身上“挑战”高难度病变。

只做手术，不重视康复管理

做完手术后，医生不做术后的关爱、服务、康复管理，降低和抵消了高成本手术带给患者的获益。患者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重视康复自我管理。

心血管疾病的治本还需改变生活方式

尤其要戒烟，认真控制好高血压、糖尿病，坚持用好他汀、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患过心肌梗死（尤其是前壁心肌梗死）的患者，需用好心力衰竭的“三驾马车”

β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卡维地洛三者之一）、血管紧张素抑制酶（卡托普利、依那普利、培哚普利、雷米普利等之一）和螺内酯。应强调，前两类药需个体化调整到足够剂量。

医院和医生要把医疗安全和患者获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为患者提供最适宜、最安全的治疗方案，同时注意随访